(23)参见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徐民仲审字第31号民事裁定书。
《强国篇》云：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亡。了解这些，我们对《荀子·议兵》中对秦兵善战的描述的理解又可深入一步。
客卿为相，人们所熟知，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毋须赘述。然而，一定的质素又总是凭藉具体的文学体貌呈现出来的，而体貌的建构离不开既有的文学资料。以对仗的运用来说，初盛唐人大抵求其工，晚唐人则求其工而能化，不露板滞、拼凑的痕迹。前一阶段唐诗发展中着重吸取的汉魏以至齐梁诗歌创作的言志述怀、缘情体物的传统，显得不够用了。三是部分考核指标考核的内容超出法官控制范围。
但是，三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平列相加。从承袭六朝到否定六朝，这是唐人在选择传统上的一大飞跃，但并没有真正解决唐诗的发展方向问题。我国目前的宪法实践正在快速发展，从国家建设的角度看，包括但不限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框架下的国家权力配置结构由一府两院改革为一府一委两院。
中国宪法实践和理论是世界宪法文明的组成部分。但这些传统一直没有进入当代中国宪制研究，未能引发宪法学者的关注。作为社会科学一部分的当代中国宪法学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形成了自主性，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那么，在来源已定的背景下，宪法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可能实现吗？是否只有另起炉灶才能实现自主性？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将引导我们以当下中国的宪法学知识体系为对象进行多维度的分析和评判，并找到宪法学知识体系发展的中国之路。
除了对平等的一般性和具体性规定外，宪法还针对特殊群体做出了实质性保障的有关规定，如宪法第48条对男女同工同酬和培养选拔妇女干部的规定，第4条对国家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规定等。从世界范围内看，经济宪法在规范表达形式上可以分为三种范式：一是经济权利宪法范式，以德国基本法为代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其一，宪法设计了平等权利的一般性条款+具体条款的条文结构，实现对平等权利的系统规定。反思和评判宪法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应该超越单一的知识来源视角，深入到知识体系形成的内在机理，从知识的实践性、历史性、开放性、普遍性特质出发，做出立体、系统的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平等权利保护方面的宪法实践经历了向现代法治的回归和创新性发展的不同阶段。
宪法对于家庭的功能和秩序的界定也需要从儒家文化的家国关系中寻找理论支撑。进入21世纪，对于上述历史上形成的制度性歧视，即由于国家正式规则的认可或者公权力主体的推行，使一定社会群体持续遭受普遍的、规范化的不合理对待，我国进行了系统性的治理。下面以经济宪法为例加以分析。中国宪法实践始于西方法治文明的影响，但其成长却因为面对中国自身的国家建构需要而具有中国特色，宪法实践本身展现出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过程。
中国成功实行减贫脱贫政策，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刘少奇同志在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就清楚地指出：一百多年以来，中国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没有停止过。
这种激烈的斗争反映在国家制度的问题上，就表现为三种不同的势力所要求的三种不同的宪法。从围绕国家建设实践形成的中国特色宪法学知识体系的基本范畴看，人民民主和宪法权威的宪法理论阐释是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试金石。
从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角度看，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也在挑战以个人主义为底色的基本权利原理。如果一元现代性不过是西方主导世界的一种想象，多元现代性才是一种客观事实，那么，当世界已经进入数字时代，中国互联网用户和互联网经济在世界双双领先之后，我们能否为数字时代的宪法实践提供中国理论将是衡量中国宪法学知识体系自主性的关键维度。中国是数字社会的大型试验场，数字社会的治理实践正在引发人们的批判和反思，如人脸识别防疫行程追踪失信联合惩戒等治理数字化、便利化、技术化措施对人的隐私权、人格尊严权、财产权等带来的巨大影响，正在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应该通过对中国宪法实践的理论提炼和规律阐释，为世界宪法文明的发展提供增量，为世界宪法文明的发展做出中国的贡献。我国宪法经济权利范畴存在不可完全通约性，人民主权与公民经济权利、公共财产权与私有财产权、职业自由与劳动权这三者相互间并不能简单通约。把政治放在时间之中，可以大大丰富我们对复杂社会动态的理解。
在宪法和国家制度方面，我们照搬了苏联模式。世界宪法以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为分水岭划分为近代宪法和现代宪法，其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对经济自由权的限制和社会权的保障。
中国自20世纪初期加入这一历史进程，从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算起，规范意义上的宪法文本在中国的存在已逾百年。宪法学理论不仅应该在现代法治理论框架下解释中国宪法实践，从而避免自说自话，即解决中国在为外界不理解自己的政治制度而苦恼的同时，是不是应该反思，是否已经向外界进行了清楚、准确、全面并且能够为外部世界所理解的自我表达呢？还应该通过对话与交流解释世界，从中国的宪法实践中发现普遍性原理和规律，为其他国家的宪法实践提供理论借鉴。
其二，面向未来，通过对世界面临的新型宪法实践问题提出原创性理论方案，使中国宪法实践的理论阐释成为推动宪法文明进步的动力之一。对于我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除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找依据之外，还需要在中华民族长期的治理实践中寻找资源。
这个知识体系的直观、具体的表现形式可以从宪法学学科体系和一般宪法学的内容体系中展现出来。上述平等权利的宪法保护实践，超越了权利司法救济的单一视野，是实现平等的中国道路的宪法缩影，其中蕴含的普遍性宪理还有待提炼。从历史的维度出发，可以帮助我们看到知识积累的过程和知识内容的历史性，从而能够更宽容、谨慎地认识知识体系自主性形成的复杂过程。宪法的历史实践不同，宪法理论也必然会形成历史的、国别的、文化的差别，从而使各国的宪法理论都带有各自的特点，在普遍性中包含着特殊性。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的数字科技水平位于世界前列，中国的数字科技运用能力更是领先于其他国家和地区。
一种理论体系不能充分解释实践，不能通过反思和批判对实践进行指导，就很难说是一种自主的知识体系，更无法实现理论创新。1954年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现代国家建设实践主要指围绕着现代民主国家的基本结构和国家诸要素的匹配而进行的政治和社会实践，是宪法运行的政治和社会基础。法定权利义务的确定性在信息滥用和主权边界模糊的影响下被削弱。
比较宪法与行政法就是从客观地介绍外国的宪法与行政法的法律方面的知识出发，研究所有这些不同制度利弊优劣和所以成败得失的原理原则，也务求客观展现各国宪法制度的利弊得失，从而为中国宪法制度的发展提供理论和制度的参照系。通过宪法权威的确立，宪法所蕴含的现代国家的基本价值，如民主、法治、人权等，才能够通过法律制度的运行成为社会现实。自近代宪法产生以来，从功能分析的进路出发，宪法发挥了民主制度法律化、政治正当性证成、公民基本权利确认、国家权力分工等国家建构和建设功能，或者如卢曼所言宪法是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之间结构耦合关系的表现形式。这是一个长期积累形成的庞大的、有生命力的知识体系形态。
宪法具有权威意味着以宪法为根本法的国家法律体系具有内在统一性，意味着宪法秩序构成整个社会有序运行的基本结构性秩序，也意味着宪法规范成为各类社会主体行动的根本理由。从学科体系角度看，中国特色宪法学知识体系可以跨越宪法学原理、宪法史学、国别宪法学、比较宪法学以及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如政治宪法学、经济宪法学、文化宪法学等。
新中国的宪法一方面继承了现代宪法的建构理念，在宪法中要对经济关系加以规范，另一方面要体现社会主义宪法的性质，在宪法中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体制加以系统性规定。这本身是一个很值得拷问的学术问题。
苏联法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影响是全面和深刻的。龚祥瑞在改革开放初期出版的《比较宪法与行政法》中讲到：有比较才有鉴别。